蒙圭亚：史密斯没能力和我打全场
其二，基本权利条文内容的开放性。
似乎是，基于性的爱情引发了个体的结合，也就引出了作为制度的婚姻。但是，这种主观反省的言辞不可信。
第四，必须看到，目前参加离婚原则讨论的人大都和我一样，是知识分子，这意味着他/她们有着比较高、比较稳定、比较有保障的社会地位和收入。如果不是过分脱离实际，那么我们就应当留心一下社会中人们以自己的日常行为对这类问题做出的投票，想一想并试图理解为什么社会上普通人往往会更多谴责陈世美现象，谴责的究竟是什么，为什么嘲弄男人有钱就变坏，女人变坏就有钱。在离婚赡养费上，支付状况甚至更差，完全支付的只有43.5%，完全不支付的占了1/3（32.6%）。例如，美国黑人单亲家庭（黑人单亲家庭最多）的婴儿死亡率甚至高于中等发达国家。因此，在当时的条件下，两种制度相比，禁止离婚对大多数妇女也许就成了一种最低的社会保障，主要不是或至少不总是一种压迫。
法律还规定妻子可以收养儿子，也可以不去。也许（并不必然，因此有摩梭人的婚姻制度）需要到血缘关系外发现可能并可靠的保护者和支持者。因为法学会的法学专家比较集中，有理论方面的优势。
要将遴选出来的第三方评估机构的信息及时向社会公布，一方面便于相关立法决策机关在立法评估时选用，另一方面也将这些机构置于社会的监督之下。第三方评估机制的引入，是为了解决立法中的久拖不决问题，只要一些立法事项具有一定的影响，且相关部门有争议，并影响到了立法的进程，就可以归为第三方评估的范畴。而评估方法的不恰当和运用不充分，则会事倍功半，阻滞评估进程，影响评估结论的客观性和准确性{14}。目前，对于此类立法评估应适用何种评估程序，没有明确的规定，也没找到具体评估案例，但可以借鉴政府绩效评估、立法后评估等其他领域的做法，并结合此类评估的特点进行程序设计。
三是通过第三方的评估，可以确保立法事项的客观和公正、立法过程的科学性和民主性、立法本身的可接受性。二是对部门间争议较大的重要立法事项，由决策机关引入第三方评估，充分听取各方意见，协调解决争议，有利于立法选择，可以有效防止立法久拖不决现象的产生。
在我国，第三方评估制度在其他领域早有运用[1]，但将其引入立法中则是一项制度创新，尤其是立法前的评估，是十八届四中全会之后的事情[2]。例如，在环境立法方面，关系到相关企业的生存、普通百姓的生命健康、生态保护问题等都属于重要立法事项，对此类立法，不能有部门利益夹杂在其中，必须谨慎、客观、公正地进行立法。由此，不能把享有立法权、执法权的其他国家机关及其内部组成机构作为本文所研究的第三方评估机构。【注释】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民间规范与地方立法研究(16ZDA069)。
{5}在我国，一些重要的立法往往是由部门来负责起草的，即使是法律，也往往由国务院的部委作为起草主体[3]。如果没有相应的监督制度，第三方也有可能被利益所诱惑，歪曲评估结论。一旦出现此类立法问题时，即可马上委托，从而使第三方评估常态化。当然，不一定限于本地或该决策机关所确定的第三方机构，对于地方立法而言，还可以委托外省的第三方机构进行评估，也可以委托全国性的第三方机构进行评估。
而作为更为专业和中立的第三方评估，是一种较好解决部门利益冲突的方式，也是较好协调立法利益冲突的方式，可以从源头上为立法久拖不决现象的解决开出良方。评估机构的遴选直接影响到评估机构的独立性和公正性{11}，作为第三方评估，其评估的结果必须是专业的、公正的、客观的。
对于哪些机构可以作为第三方主体以及第三方主体如何产生等，是本文需要探讨的问题。参见邢鸿飞、李羿人：《论我国立法中第三方评估主体的资质》，《江苏警官学院学报》2015年第6期。
{10}这是以第一方、第二方为参照对象而对第三方进行的界定。但只是如此概括地罗列条件还远远不够，最好经过一定的方式进行明确，即明确具体机构的名称，以便在需要评估时，及时进行委托。我们认为也没有必要在这些术语的界定上煞费苦心，因为这不是问题的根本。可见，这两个主体都可以作为委托主体将有争议的重要立法事项委托给第三方进行评估。但也有委托给两家机构进行各自评估的案例[7]。何为争议较大的立法事项？出现争议且难以解决时，往往出现争利或相互推诿现象，需要通过第三方评估的方式来解决。
布鲁金斯学会就是这样一个最有影响力、最受信任、最值得借鉴的智库，该学会提供不带任何意识形态色彩的评估思想，从事包括立法评估在内的各类评估，旨在充当学术界与公众政策之间的桥梁，既向决策者提供最新信息，又向公众提供有深度的分析和观点。之所以在立法中要引入第三方评估制度，其背景是：现实中出现立法的部门化倾向，以及因部门间争议较大而导致某些重要立法事项久拖不决，影响了国家的法治建设。
对于客观公正并对立法有利的评估报告，要形成决策机关的决定，赋予评估报告内容以一定的法律效力，及时予以采用。无论是以地方性法规形式还是以地方政府规章形式出台的地方立法，都是遵循着部门起草的模式，因此，部门利益的争议，不仅存在于中央立法，包括法律的制定甚至是行政法规的制定，还存在于地方立法之中。
有时，甚至不惜将重要的、核心的但有争议的条款删除。采用系统分析法，将评估事项作为一个系统来对待，对系统要素进行综合分析，找出解决问题的可行性方法{15}。
目前有些地方实践中，多是委托给一家机构进行评估。之所以让部门起草，因为许多领域的立法专业性较强，其他主体难以承担起草重任。为此，必须建立一套确保评估公正的监督机制，促使评估机构能够负责任地作出评估报告。其实，作为本文所研究的第三方评估机构，并不是只适用于立法前的评估，通过遴选出来的评估机构，可以在多种情况下选用：既可以用于立法前的评估，也可以用于立法中、立法后的评估，还可以运用于其他需要第三方介入的一些评估。
此外，在具体的评估实践中，还要求评估的第三方与被评估的重要立法事项无利益关联。即评估机构应当具有被各方尤其是利益的各方所认同的良好信誉。
对不予采用的评估报告，要给出充分理由，也要将之公之于众。[5]在美国，有许多这样的智库性质的第三方评估机构，其中著名的有布鲁金斯学会、贝尔研究所等。
{12}然而，由于《决定》对这两个术语的模糊表述，带来了操作中的不确定性[6]。[2]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立法评估主要是立法前的评估。
而这些立法往往是要经过同级政府的法制部门先进行合法性审查并将最终的草案提交给立法主体进行审议通过的，因此，政府的法制部门也可以作为决策部门进行立法评估的委托主体。然而，这些部门在起草立法过程中，往往不自觉地将部门利益融入其中，通过设置管制、处罚以及许可与审批事项，将自身地位、权力及利益最大化，将自身义务与责任最小化{7}，通过‘职权法定、‘行为法定和‘程序法定等，使得部门利益法制化{8}。这种理解是不符合《决定》精神的。另一种结果是，将有争议的内容进行含糊化处理，拟定出模棱两可的条款。
[4]特别是在环境资源立法领域，由于涉及到审批、收费、处罚等管理权力与部门利益的事项较多，部门间利益冲突较多，争利或推诿的现象更为明显。公众参与是一种民主立法方式，而第三方评估则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裁判和解决争议的效果，而公众参与则没有这个功能，因此，参与的公众不是评估的第三方主体。
省工商联有很多企业家、实业家，在实务上和具体运作上优势更明显，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即评估机构应有稳定的资金保障，以此确保不为利益所驱动。
为此，迫切需要国家出台相应的实施规则。(三)关于评估报告性质的问题 评估报告对立法到底是一种参考的性质还是作为决策或立法的依据？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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